1935年1月7日，中央红军抵达遵义，并在此逗留至1月19日，整整停留了12天。这个时期，对于红军而言，是长征路上难得的一次休整和喘息的机会。就在遵义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重要的扩大会议，期间我党还成立了长征过程中第一个县级政权——遵义县革命委员会。遵义也因此成为了长征中的一个特殊节点，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不仅是中央红军唯一设立警备司令部的地方，也是唯一发行过货币的地方。

　　作为贵州的第二大城市，遵义在经济上相对富庶，是红军经过的区域中少数几个相对发达的城市之一。军阀与地主的势力相对集结，然而守军的力量较为薄弱。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资源的城市，给红军战士们带来了不少新鲜感。

　　正如时任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道：“鲜红的桔子、松软的蛋糕、精美的云烟，和古老的茅台酒……这些都让我眼花缭乱。或许是因为我们最近长时间在险峻的十万大山里穿行，忽然进了城，真是耳目一新。”那时的遵义，繁华的街市、琳琅满目的商品让红军士兵们惊叹不已。长时间的艰苦行军后，城市的景象让他们感到格外新鲜。

　　遵义的商户，除了土豪阶层外，迎来了很多商机。许久未能消费的红军战士们，终于有机会将他们长时间积蓄的有限财富拿出来，好好享受一番。正如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在回忆中所写：“当我走遍遵义全城时，看到有三种店铺生意特别火爆：一是洋货铺，出售的套鞋、面巾等商品已经一空；二是书店，各家书店的新旧书籍、铅笔和抄簿都卖光了；三是酒肆，各大酒楼和面馆生意红火，几乎都是翻三倍的利润。”

　　然而，1935年10月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，情况急转直下。物资匮乏，面对军的经济封锁，生存变得异常艰难。曾希望通过向国内外各界募捐来缓解这一困境。为了向全世界展示红军的精神与斗志，通过宋庆龄和地下党组织安排，邀请了美国记者斯诺进入陕北进行秘密采访。看到了向世界传递红军故事的机会，并在当年8月5日，和联名发布了征稿启事。最终，来自长征亲历者的200多篇稿件汇聚而成，经过修改和整理，最终装订成了《二万五千里》一书，并在1937年2月底在延安完成了此项工作。

　　同年，何涤宙，红军大学的教员，也响应的号召，撰写了回忆文章《遵义日记》，记录了他在遵义的十天生活。这篇文章以一种极其平实且生动的方式，展现了红军干部们在长征过程中难得的轻松时光。然而，这篇文章与红军的艰苦奋斗不太符合，因此未被收入1954年出版的《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》中。

　　在《遵义日记》中，何涤宙写道：“这十天里，我们没有行军，也没有打仗，反而享受了一段‘小资产阶级’的生活，完全是长征途中一段不同寻常的日子。”他详细记录了这段不同寻常的生活，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他在遵义的点点滴滴。

　　第一天，何涤宙从团溪出发，黄昏时分终于到达了遵义。他解释道，之所以下午才出发，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到达团溪时已经很晚，大家吃得很饱，且纷纷兴奋地闹腾了一阵，直到天亮才休息。抵达遵义后，他和上干队队长肖劲光带着学员们一起在街上游逛，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大家第二天请假外出游玩，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走遍了整座城市。街上商铺林立，然而，许多大店门口却都悬挂着“溃兵抢劫暂停营业”的牌子，原来王家烈的兵马曾抢过这里的商品。

　　第二天，他们一行人来到餐馆就餐，约了几位战友去川黔饭店。尽管到达时饭店尚未开门，店主还是热情接待，帮他们准备了特色菜肴：辣子鸡丁、醋溜鱼和血花汤。尽管大家吃得很满意，但饭钱也花了三块多钱，战友们凑了份子钱。晚上，他还收到了从土豪家里征得的一件皮袍，准备当做大衣用。

　　第三天，何涤宙和战友们去“征用”土豪家的物品，搬走了大量的家具和物资，剩下的都分给了围观的群众。还发现了几罐，最终将其中的两罐分了出去，原来，的效用比洋酒还要更强。之后，他们住进了一个师长的豪宅。中午，他再次和战友们前往川黔饭店，辣子鸡丁的质量已经大不如前，但大家仍然勉力吃完。

　　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们的生活继续围绕着川黔饭店和新做的大衣展开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辣子鸡丁的质量逐渐下降，最后几乎令人失望。尽管如此，何涤宙和战友们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乐观态度，即便这些小插曲带来了一些不快，他们依然认为，红军纪律严明，不忘初心。

　　从何涤宙的《遵义日记》可以看出，尽管长征艰难困苦，但红军的到来也为遵义带来了新鲜事物，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全新的体验。新思想、新知识和新风气的传播，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社会风貌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